© Jonelle Afurong
利维坦按：
和文章作者类似，我是在《指环王》上映多年后才看过（而且很喜欢），而《哈利波特》小说，则至今没有读过，《冰与火之歌》也是如此。我原来也想过这到底是为什么——首先，这些作品真的是太如雷贯耳了，就好像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如果你还没看过这些作品，朋友们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而这反而会让我产生某种逆反心理，更不愿意“为了融入一场不显尴尬的对话”而有意去看某部作品。
其次，我对于流行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自由的选择权很重要。如果说满大街的口水歌被强塞进耳道对你是一种极大的冒犯，那么，观看的自由度就会高出很多：毕竟，选择的权利在我手中。人，有时候的确需要一些微小的、当下的可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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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好像人人都追《匹兹堡医护前线》（The Pitt），但我却没看。听说这部剧真的很好看。事实上，我不得不相信它好看，因为我社交圈里的人——还有艾美奖的评委们——都一直在说它真的很好看。“我看得津津有味，”一个朋友说。“它太吸引人了，”另一个朋友说。“你居然还没看过，真让我惊讶，”还有一个朋友说。
展开剩余84%但说实话，推荐这部剧的人越多，我就越不想看。
我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早在2000年初《火线》（The Wire）热播的时候，以及2000年代末《绝命毒师》风靡一时的时候，都是如此。虽然最终我还是看了这两部剧——而且非常喜欢，几年后还重温了一遍——但我对当下流行文化的抵触情绪似乎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增无减。
美剧《匹兹堡医护前线》剧照。© Warrick Page / HBO Max
你可能会问：“但你看过《人生切割术》（Severance）吗？”没看过。《流人》（Slow Horses）呢？《夜班经理》（The Night Manager）呢？也没看过。我甚至还没看过《罪人》（Sinners）——尽管我喜欢时代剧和恐怖片，而且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对它着迷。
我把这种倾向称为“热度回避”（hype aversion）：对那些看起来人人都在坚持说我一定会喜欢的流行文化产品保持距离。这并不是说我高人一等或者太酷（我根本不觉得自己酷）。有些人总是最先尝鲜，有些人则总是慢一步。而我只是那种对它格外抗拒的人。
这会让我显得很讨厌吗？我不愿这么想。“唱反调的人”也不足以形容我；我拒绝看《匹兹堡医护前线》，并非故意挑衅或爱争辩。“不随大流的人”也不合适；这个词暗示一个对时代精神过敏的人，而我并不是（毕竟，我很想要一个Clare V.的包包，我也确实拥有一双阿迪达斯的Stan Smith）。我也不是“异议者”。“异议”意味着对某件事进行抗议，而这种抗议通常来自一个人对它有过经验，或对它并不认同；但我对流行文化的抗拒与此不同——那并不是因为我看过某样东西之后觉得它不够好或无聊。我也不是真的担心自己会遇到质量很差的流行文化作品。我只是不想去追捧那些本应是好的流行文化。
我并非孤例。（事实上，促使我展开这项调查的契机，是我和《大西洋月刊》的某位编辑的一次非正式谈话，我们因为都不愿意看《匹兹堡医护前线》而惺惺相惜。）德国古腾堡大学心理研究所的社会心理学家罗兰·伊姆霍夫（Roland Imhoff）告诉我，他也有同样的感受，并认为我所表达的与其说是追求独特性，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抗拒” ——一种当人们认为自己的选择自由受到限制时产生的防御性反应。
伊姆霍夫告诉我，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极其坚决地拒绝哪怕碰一碰”《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因为它们太受欢迎、太常见了；直到女儿表示对这套书感兴趣，他才开始认真阅读。泰勒·斯威夫特的音乐也是如此：他一开始刻意回避，后来却不得不听。“然后，”他笑着说，“我竟然有点喜欢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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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我曾经的全职工作就是紧跟流行文化，我对热度的厌恶就显得更加奇怪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在《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担任编辑助理。在这家杂志社，对文化的见解是员工之间最重要的通行证。我们正是凭借这种见解来构思选题，以及如何呈现这些选题。我们的文化知识赋予了我们影响力，也让我们拥有了人脉。我们是报道当日风云人物——演员、作家、导演——的权威人士，而那时，我热爱这一切。
那么现在我到底怎么了？在与伊姆霍夫谈话的几天前，我联系了社会心理学家玛丽琳·布鲁尔（Marilynn Brewer）。在1991年，她提出了所谓的“最优独特性理论”（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类受到两种（常常彼此对立的）心理冲动的驱动：一种是归属的需要，另一种是区分自我的需要。布鲁尔告诉我，这两种欲望是在一种紧张关系中。人们既希望培养足够的群体内行为，从而感受到社会凝聚力和归属感，又希望与他人区分开来，以避免身份认同的丧失或被忽视。
当然，情境很重要。归属感或与众不同的需求会随着诸多因素而波动——你的工作、你居住的城镇、你周围的朋友圈等等。布鲁尔解释说，这些需求与其说是固定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流动的情感，就像饥饿一样，其阈值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当我问她为什么我对那些被大肆宣传的文化产品不感兴趣时，她推测这些潮流可能激发了我“相当强烈的差异化需求”。而我有时担心那是一种不成熟或毫无理由的唱反调的表现，她则认为，这其实是对融入群体的一种抗拒。布鲁尔说，对某些人来说，过度的宣传会引发FOMO（a 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过）。后来我想，也许像我这样的人患的是LOMO（a love of missing out）：一种享受错过的心态。
© New Life House
有时候，我会担心自己的LOMO可能让人觉得讨厌。比如说，当别人兴致勃勃地谈起《匹兹堡医护前线》时，我不会直接告诉别人我拒绝看这部剧，而是会敷衍他们，试图转移话题，这让我在闲聊天时显得很不合群。而且，扮演文化愤世嫉俗者的角色也挺累人的。如果我跟朋友大张旗鼓地表示不屑他们推荐的流行文化，我就会觉得有必要继续保持这种固执己见的姿态。最终，这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难以摆脱的倾向和名声。“你这种人肯定不看电视，”我约会的对象说。“我看啊！”我说。然后他指出我连智能电视都不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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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形影响》（Invisible Influence）一书中 ，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乔纳·伯格（Jonah Berger）区分了两类事物：一类是电影、音乐、电视这类文化产品，它们常常被当作身份的标识；另一类则是像洗碗机或卫生纸这样的东西，它们属于生活中更为“功能性”的领域。“想象一下，你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一个人，对方问你：‘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啊？’”你可能会暗中琢磨：‘等等，我要推荐的电视节目可能会影响这个人对我的看法，’”于是乎，你就可能开始对自己的选择变得谨慎。
根据伯格的说法，社会影响存在一种“磁铁模型”：这会促使一些人趋向从众，而另一些人则远离从众。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区分了他所谓的“从众效应”（从众心理）和“势利效应”（当某事物过于流行时产生的回避心理），或者说是对独特性的需求。他表示，这些动机并非截然相反或互斥；它们可以而且确实会共存。“并不是说人们只想融入，或者只想脱颖而出，”他说，“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 The Economist
或许这意味着，对热度的抵制并非势利，而是身份认同的维护——一种在个体感到自身自主性受到威胁时便会触发的差异化需求。换句话说，我对《匹兹堡医护前线》的排斥或许与文化产品本身关系不大，而更多地源于一种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努力。我并非排斥文化本身，而是排斥过度认同——在像美国这样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里，这或许并非一种奇怪的反应。
我和布鲁尔的谈话让我意识到一些我之前没想过的事情：我的态度可能与海量的文化产品以及这些产品被分析和传播的速度有关。或许，对于我们这些很容易被社交媒体算法加速消费、并驱使人们参与公共对话的方式所淹没的人来说，对文化不屑一顾是一种自我保护。当文化迫使人们证明自己消息灵通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反而会更倾向于一开始就避免了解真相。
或许，我对流行文化式“布道”的抵触之所以愈发强烈，是因为我们如今消费文化的方式变得愈发碎片化，流媒体几乎彻底摧毁了同步、集体观看的传统（除了体育赛事直播、颁奖典礼和大型政治活动）。毕竟，我还是看了超级碗，也打算看奥斯卡颁奖典礼，这两项活动都让人感受到参与到共同的文化时刻中。至于《匹兹堡医护前线》——我可以随时随地独自一人点击播放——或许我选择不加入人群，真正抵制的并非热度，而是孤独本身。
文/Anna Holmes
译/树上的男爵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culture/2026/03/pop-culture-hype-aversion/68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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